“日不落帝国”的两种命运
西班牙VS英国
1492年，一名年已41岁的落魄中年男子终于碰到了他的第一位天使投资人——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，并由此开始了他的“淘金”之旅。这次由女王支持的航海活动，虽然被后世史学家冠以“大航海”的美誉，但其实看上去一点儿都不气派，甚至有些寒酸——总共就三条舢板和几十名船员，而且其中一条舢板还有点损坏。这和七八十年前，由明成祖朱棣支持的郑和下西洋时“东方皇家式”的恢宏气度，有着天壤之别。然而，这位中年男子依然意气风发地出发了——他此行的目的是当时被很多人认为遍地黄金的中国和印度，结果却阴差阳错的来到了堪称不毛之地的新大陆，他在这里没有找到黄金，却发现了两项可以和黄金媲美的盈利“业务”——奴隶和烟草贸易。这个落魄的中年男子就是哥伦布，他发现的新大陆就是如今的美洲。哥伦布的意外发现，让对此次航海本没抱多大希望的女王喜出望外。随后，西班牙开始远渡大洋，开启了它的殖民扩张之路，并很快成为16世纪欧洲最富有、最强大的国家。西班牙强盛之时，其“无敌舰队”独步天下，所向披靡，西班牙拥有的殖民地横跨欧亚非美，是无可争议的欧洲霸主，世界历史上第一个“日不落帝国”。然而，仅仅一个世纪，西班牙就从神坛上跌落下来，沦为西欧最贫穷的国家。西班牙之后，西方世界不断有大国崛起。然而，能再次被称为“日不落帝国”的，却只有一个国家——英国。自1588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，英国迈出攫取世界海洋霸权的第一步，之后经历了长达300年的扩张，鼎盛时期，其统治的人口及陆地面积，达到了整个世界的四分之一，成为公认的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——英国不仅殖民地遍布各大洲，而且还控制了全球海权，主宰着世界贸易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大英帝国解体，其霸主地位也被美国取代。西班牙和英国，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“日不落帝国”，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比如：然而，这些相同点，仅仅是表象而已，两种“日不落帝国”的背后，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帝国模式。当观念和制度的更新，跟不上财富积累的速度，巨额的财富反而会让国家陷入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——西班牙就是最好的例证。16世纪的西班牙，仍然是个典型的君主专制的国家，国王大权独揽，围绕在国王身边的是封建主、奴隶主等贵族阶层，他们尚武好战、野心勃勃、胆量过人，历史上两次著名的“蛇吞象”征服就出自他们的手笔：1521年，科尔特斯率领600人的雇佣军，就征服了一个1500万人的大帝国——阿兹特克（今墨西哥）；1533年，皮萨罗仅率领180人，居然征服了当时人口大约有600万人的印加帝国，堪称奇迹。殖民掠夺为西班牙带来了大量金银，然而，这些金银不仅没有让西班牙变得繁荣，反而陷入了“金银的诅咒”。西班牙皇室和封建贵族主导了殖民扩张，他们几乎垄断了其中所有的经济活动，禁止民间参与。一夜暴富后，他们把钱都花在了奢侈品消费上，他们认为自己既强大又富有，想要什么或靠武力抢，或用金银买就可以了，从来没有想过将巨额财富用在投资，或者扩大再生产上。结果就是，皇室和贵族左手从美洲抢来的金银，右手就流入了能提供丰富制成品的、作为竞争对手的英国、法国、荷兰手中，财富只是在西班牙特权阶层倒了一次手而已，并没有变成资本，西班牙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黄金漏斗”。更糟糕的是，大量金银的涌入，导致国内物价上涨，平民阶层不但没有从“日不落帝国”的崛起中得到任何好处，还要承受节节攀升的物价，生活困苦不堪。
通货膨胀导致西班牙农民生活窘迫
不止如此，发了横财的国王，为了维护天主教的权威，不惜一切代价肃清“异教徒”，结果很多人逃出西班牙，其中就包括擅长工商行业的犹太人、摩尔人。西班牙的农业、工商业本来就先天不足，国家税收基本靠畜牧业，崛起后的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，不允许国内出现任何新兴力量，既不支持、也不允许民间经济的发展，再加上人才外流，民间经济雪上加霜，毫无活力可言。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，在研究西班牙盛极而衰的历史后总结道：西班牙的封建专制力量一旦手握大量财富，就不可能允许出现与王室抗衡的新兴资产阶级；而宗教的控制，则剥夺了所有人的自由，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自然无从谈起，结果，整个社会阶层固化，流动性差，通过殖民扩张获得的巨额财富，成了西班牙的“毒药”。（参阅《杨小凯学术文库》（九卷本））西班牙横行世界时，英国还只是一个地处亚欧大陆西北角的边缘岛国。当时的英国，无论人口、领土、资源，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。然而，与西班牙不同的是，英国的对外殖民扩张不是由皇族和贵族主导的，而是以动员民间力量为主。因此，涌入英国的财富主要流入民间，迅速转化为资本，并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的诞生。同为“日不落帝国”，英国构建和维系放大帝国的方式也和西班牙截然不同。英国不再是对殖民地的单向度掠夺和控制，而是以强大的军事势力做后盾，将整个世界作为它的原材料产地和工业制成品销售市场，从而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扩张模式，到处挑战传统社会。二战后，大英帝国解体，世界霸主地位被美国取代。然而，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说 “我们至今还生活在由英国主导的世界里”。这让人感到奇怪，大英帝国明明已经瓦解了，甚至有人说，它已经是个二流国家了，为何影响力还这么大？通常来讲，一个国家影响世界至少可以凭借两种力量：一种是强大的经济、科技、军事等“硬实力”；另一种则是文化、制度、意识形态等“软实力”，相较而言，“软实力”的影响力、吸引力更重要，也更久远。据《2018年全球软实力研究报告》显示，英国的软实力位居世界第一，远高于美国！ ◎ 以“王在法下”为核心的政治制度。为了保护个体的自由和权利，从1215年的《大宪章》开始，到1689年的《权利法案》，英国人创新并确立了一系列制度，包括：· “风能进、雨能进，国王不能进”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；· “有限政府”“代议制民主”等“把权力关进笼子里”的政治制度。杨小凯认为：“英国的制度演进，为解决国家权力的两难矛盾创造了一种机遇：如何控制控制者（或怎样控制国家权力）。通过最高水平的政治竞技场上的制衡，合理而又强大的国家暴力能用来保护个人的权利。”◎ 现代国家财税制度。国家的财富来源于纳税能力。光荣革命之后，英国进行了税收改革，彻底废除了当时欧洲普遍实行的“包税”制度，成立了一整套专职的国家税务机构负责征税，使税收制度化、专业化。为了保证国家税收的合理利用，英国还创建了一整套先进的公共财政制度，并实行财政预算制度。· 现代经济的生态系统。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完全私有化的股份制公司，也是首先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；保护私产、限制王权后，很多商业制度纷纷创新出现，包括现代的复式记账法、背书和商业工具，以及诸如贷款、股票、抵押、汇票、信用契约、保险、代理人权利、特许经营等等。这一套完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英国的经济进入良性发展的循环。（杨小凯《发展经济学》序言）· 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现代金融体系。1694年，英格兰银行成立。这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中央银行，是中央银行的鼻祖，它的发展和变化影响了中央银行的形态和职能，它的政策和职能影响了英国、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。· 专利制度，为知识确权。1623年，英国议会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的专利法——《垄断法规》。这部法律确定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定义沿用至今。专利制度的实施，保护和激励了技术创新，大量的发明创造问世，知识逐渐成为经济的驱动。◎ 追求“程序正义”的普通法系：普通法极度强调对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保护，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色彩；它承认社会是多元的，没有谁能掌握绝对真理，一切意见都应该在思想市场中被检验，也因此，它更追求程序的正义；普通法让法律更有弹性，能够迅速适应新兴事物，自发创造了很多保护私有产权的规则（杨小凯语）。◎ 用妥协的智慧解决问题的范式：宗教改革过程中，宗教冲突和大规模的宗教仇杀遍布欧洲，英国却成为唯一的例外，因为它实现了新教和天主教的妥协——在宗教教义上采用了新教的教义，但在宗教仪式上保留了大量天主教的传统。英国对待北美独立的态度，以及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和退出，都具有鲜明的妥协色彩。这种在处理重大问题时“不极端”“不追求最好，只追求最不坏的结果”的妥协精神，正是保守主义特有的智慧。美国独立后，英国不仅没有围堵封锁，相反，迅速调整战略，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，大力开展贸易，展现出了一个大国应有的心智。这不仅让英国获得了更多的利益，还赢得了美国的尊重，直到现在，美国总统在与英国女王会面时，都要按照英国皇家的礼仪排演一番。独立后的美国，“继承英国，又超越英国”。美国在英国议会两院制的基础上，发展出一套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度。为实现“驯化利维坦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这一人类文明的终极难题，提供了一套公认的制度范本。（《驯化利维坦：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论》绝版）同为“日不落帝国”，西班牙和英国留给世界的遗产，为何如此泾渭分明？让我们再次回到杨小凯的分析框架和结论：◎ 保护私有财产权，是现代文明最基本的伦理。英国历史上，所有对国王的武装反抗、暴力革命，几乎都是因为征税，英国人把征税作为个人财产权的第一道、也是最重要的防护栏。杨小凯指出：保护财产权的核心，就是限制包括国王在内的政府权力。因此，英国所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，都是围绕如何保护私有财产权而制定的，包括1215年的《大宪章》、1689年的《权利法案》，以及两院制、代议制民主等。可见，一个国家所有的制度和律法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更高的目的，而是保护国民财产权的工具。因为在所有权利中，财产权是最具体、最直接的，也是其他权利的基本保障。保护私产是现代文明基本伦理，其应有之义还包括一国之财富应该留在民间，经济活动应由民间而非官方主导，显然，西班牙违反了这一基本伦理。◎ 人类告别饥饿与贫困，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与富足，是现代文明一个最朴素的表征，而这也正是“经济增长”为何重要的根本原因。然而，“人类历史上，经济增长不过是最近250年的事情，其余时期，经济的停滞，甚至倒退才是常态。”（《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》，张维迎、王勇）。那么，经济增长如何发生？如何才能持续？“斯密—科斯—杨小凯”框架的解释是：经济增长现象是一个“斯密循环”：分工提高效率——高效带来增长——增长后规模扩大——规模促进分工，这是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的基本观点，它很好地解释了西班牙为何衰落——皇室和贵族的垄断，导致经济规模无法扩大，“斯密循环”不可能启动。然而，杨小凯发现，越是专业化的分工，对每个环节的成本也就越敏感，而各环节的成本，都和该经济体的制度、文化休戚相关。因此，必须要引入科斯“交易费用”的理论。根据“斯密—科斯—杨小凯”框架，是否约束权力、保护私产，是一国经济最重要的交易费用：在一个私产被充分保护，权力被有效约束的国家，分工越专业，交易成本越低，效率越高，经济会持续增长。反之，制度环境导致交易成本高的地方，机会主义就会盛行，导致经济的大衰退。正是“保护私产、约束权力”的制度安排，不断降低交易成本，大英日不落帝国的繁荣得以维系三百多年。“斯密—科斯—杨小凯”框架，是杨小凯所创立的“新兴古典经济学”的重要内容，这是华人学者在经济学界创造的最高成就。◎ 制度是兴衰的关键，但信仰才是制度第一因。制度创新为何屡屡发生在英国，而非更早崛起的西班牙？如果说制度是国家兴衰的关键，那推动制度变革的第一因又是什么？杨小凯追溯到了宗教改革和信仰自由。大航海之后的欧洲大分流，始于宗教改革。英国与西班牙，最开始信奉的都是天主教。天主教极力维护封建秩序，排斥商业文明，把对金钱与财富的追求视为一种罪恶，这道精神枷锁，造就的是一个封闭的社会。16世纪中期，英国开始了宗教改革，但西班牙却迟迟未有进展。英国宗教改革以加尔文在《基督教要义》中确立的新教伦理为基本精神：新教否定权威，否定等级特权，强调人人平等，鼓励人们追逐财富，通过在世俗世界取得成就来荣耀上帝。与天主教相比，新教精神才可能诞生以限制权力和保护私产为核心的制度文明。新教改革将个人从宗教和王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。英国很快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清教徒，他们努力追逐财富，却又自我克制、勤勉节约，他们成为英国“日不落帝国”真正的主导者——无论早期为英国赚得第一桶金的“大三角贸易”，以及后来统治几亿人、空前绝后的东印度公司，还是北美的缔造者，清教徒的身影无处不在。宗教改革为何是英国制度创新的第一因？杨小凯认为：“人的行为，受观念的支配；任何制度，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。“基督教新教，是一个‘不断扩张的、公正的社会秩序’。共同的信仰，给英美文明带来了‘尊重自由抉择、生而平等、恪守契约’等原则，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，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——分权制衡的基石。西班牙和英国，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帝国模式：前者代表传统，后者代表现代；前者以武力征服为手段，后者以市场和贸易为主；前者不过是皇室和贵族的游戏，因此日趋固化和封闭；后者则代表了一种开放的体系和可扩展的秩序。两种“日不落帝国”，却分别是野蛮与文明的代名词。然而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，并没有随着西班牙的衰落而终结，相反却愈演愈烈。因此，从思想底层弄清文明何以发端，又如何维系，显得尤为重要和急迫。这既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新理解西班牙和英国两种“日不落帝国”模式，也是杨小凯思想的价值所在。遗憾的是，2004年，年仅56岁的杨小凯，因患癌英年早逝，他的思想也逐渐被遗忘，著作也绝版多年。所幸，2018年，经多方努力，凝结了杨小凯一生思想精华的《杨小凯学术文库》（九卷）终于被编译集结，首度出版。点击下图，即可一键收藏《杨小凯学术文库》（九卷、迄今最全版本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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